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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户、蒲剧及其他

    来源:发布者:时间:2020-06-24

    杨孟冬

    永济是蒲剧的发源地。这方土地上的人们,不仅爱听爱看蒲剧,而且多数人都能哼唱蒲剧。那强烈的节奏,响亮的板鼓,激越的梆子,高亢的唱腔,让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听也要看。

    永济人因蒲剧是“梆子戏鼻祖”而自豪;永济人因蒲剧代表一方文化而荣耀。永济人因之连走路都要哼哼唱唱,嘴里还说:这曲调儿好听,就像吃烤馍涂油辣子,过瘾!

    永济人为何这样喜欢蒲剧呢?蒲剧又是怎样产生在这方土地上的呢?

    中国历史上的金元时期,是杂剧和说唱艺术的兴盛阶段。这两个异族统治汉族的王朝政权,虽然享国都不算很长,但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却非常繁荣。而这一方面,山西尤其是晋南一带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我们常说的“元曲四大家”,山西就占了三位。著名的杂剧《西厢记诸宫调》《窦娥冤》《梧桐雨》《倩女离魂》等,分别就是金元时期山西人董解元、关汉卿、白朴、郑光祖的代表作。正是由于异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加之地域文化的属性特点以及本土作家的艺术创造,使得山西成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滥觞之地。今天,单就元代戏台遗存情况来说,全国仅有8座,而全都在山西境内,更显数目寥寥,遗产珍贵,永济就占了一个——董村戏台。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自金元以来山西晋南一带民间文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发源于永济的蒲剧,当然离不开山西戏曲艺术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民间土壤。可以这样说,正是金元杂剧、说唱艺术“高台教化”的民间普适性,为蒲剧的诞生创造了必然而有利的条件。

    永济,古称蒲坂,地处黄河中游,民风淳朴,人文积淀深厚。早在部落联盟时代,就是唐尧虞舜建都之地。隋代时,隋文帝杨坚巡幸永济盛赞:“此间人物,衣饰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唐朝时,曾两建中都于永济,繁华气象一如长安和洛阳。到了明代,永济是蒲州行政机构所在地,隶属于平阳府(治今临汾市)。这一时期,“(蒲)州萃而居者,巷陌常满,既多仕宦,家宅连云,楼台崔巍,高接睥睨。南郭以外,别墅幽营,贵家池馆,绮带霞映。”还有一首民谣,至今在民间津津乐道:手把鼓楼往南看,二十四家翰林院。对门三阁老,一巷九尚书。大大小小州县官,三斗六升菜籽多。

    历史上的永济,地理位置的宜居性,人文荟萃的绚丽性,造就了文化繁荣的独特性。如此,蒲剧的诞生,就近乎是常理中的事了。

    历史行进到明代初年,即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陷应天府(今南京市,明代前期首都),明惠宗朱允炆自焚而死。为达到“清君侧”目的,燕王杀死了明惠宗身边所有对抗他的文臣和武将。当时,明惠宗有一个老师名叫方孝孺,是位声名卓著的学者,虽然未中过举,但明惠宗仰慕其名,就专门将他召进宫担任翰林侍讲。由于他是明惠宗最信任的朝廷要员,燕王当然不会放过他。但,同样出于对他的仰慕,燕王只是把他抓了起来,想让他改变初衷,仍然给他荣华和富贵。可是,方孝孺乃大儒,他遵循的是儒家思想,而燕王“以臣弑君”的行径,则是不忠不仁,大逆不道。燕王多次给他做思想工作,他都不为所动。“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让他的骨头变得非常坚硬。在规劝无效、诱惑无用的情况下,燕王便让他起草诏书,说自己即位完全正统、合法。方孝孺提笔愤而疾书“燕贼篡位”,以示刚直不屈。燕王无奈,遂下令将他处死,并株连九族。方孝孺死后,其门生觉得燕王做得有些过分,就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公开声讨。燕王哪里容得下这个,随即下令再追加诛灭一族。如此,方孝孺之罪变成了“株连十族”。

    对于方孝孺的门生,燕王采取了个别处决的方式,其余大部分执行的是“流放”。而流放中的一部分,则来到了当时平阳府下辖的蒲州地面。流放,是戴罪服刑。流放之人,是没有自由意识和自由行为的。准确地说,就是地方官府遵照朝廷指令安排你干什么,你就得老老实实干什么。被流放到蒲州的方孝孺门生,历史事实是成了“乐户”。说得再明白点,就是“吹鼓手”。当地哪家过红白事儿,这些人前去吹吹打打,给主家过事增加点不寻常的气氛。

    但是,这些乐户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尽管知道自己身份低贱,却在官府约束范围内努力与自己的命运进行着抗争。在做吹鼓手的同时,他们不仅把生命融入蒲州这方土地,而且把所从事的职业融入地域文化里。这个时期,受金元杂剧艺术的影响,蒲州地面上流行着一种本土民间艺术——锣鼓杂戏。每逢时令或节气,锣鼓杂戏艺人们就会在官府的主导下,进行迎神赛会或社火表演。因而,乐户们每每在观赏当地艺人们的精绝表演时,羡慕感叹中,心里总涌动着艺术创造的暖流。于是,就揣摩蒲州锣鼓杂戏的特点,与他们演奏的音乐曲牌进行艺术融合。继而,一种新的艺术创造在蒲州民间有了雏形。这一艺术创造,就是蒲剧的前身——乱弹。原先那些锣鼓杂戏艺人们,觉得这一新生的乱弹曲牌在艺术上更高一筹,当然不会排斥而是喜爱有加。后来,随着艺术创造的不断升华,艺术队伍的融合扩大,蒲州乱弹渐渐走红平阳府各州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传承,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蒲州乱弹已经是成熟的地方戏种了。当时,蒲州人杨博在朝居官,就把家乡乱弹戏带进宫中表演。王公贵胄哪里欣赏过这样的民间艺术,直看得心花怒放,称奇叫绝。由于乱弹艺人们表演时,枣木棒子敲击得清脆而响亮,王公贵胄便把杨博的家乡戏称为“蒲州梆子”。自此,蒲州乱弹不但有了正式名字,还因唱红京师影响越来越大。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明史研究开拓者和奠基者吴晗有诗盛赞:嘉靖蒲梆久擅场,腔高板急谱宫商……可谓一语道破蒲州梆子在明代的兴盛气象、艺术特点和艺术影响。

    清代时,蒲州梆子戏班林林总总,演员技艺高超。乾隆版《蒲州府志》记载,时“(蒲州)州县多乐伎”。可以想见,此时的蒲州梆子已达到鼎盛期。著名艺人有薛四儿、侯俊山、郭宝臣、祁彦子等。他们不仅为百姓献艺,而且精于艺术创造和发展,为梨园舞台增添了美丽的奇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郭宝臣曾多次进宫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献艺,被赏赐了黄马褂,赐戴了四品顶戴花翎,成为蒲州梆子一段历史佳话。

    当然,由乐户和当地艺人创造的蒲州梆子,最大的影响和贡献则是促进了各地梆子戏的诞生和繁荣。我们知道的山西北路梆子、中路梆子、上党梆子(蒲州梆子在它们产生后亦称山西南路梆子),以及陕西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徐州梆子等,都认蒲州梆子为鼻祖。可以这样说,蒲州梆子不只是一个象征地域文化的艺术,而且是催生了中华梨园舞台百花齐放一个高境界的艺术。这一戏曲艺术,发端于最底层,登到了最高层,可谓一路走来一路歌,一路辉煌不寻常。

    1936年,山西人张玉山组建了兴云学社,开始将蒲州梆子称作“蒲剧”,并筹划为有影响的蒲剧艺人灌制唱片。当时永济籍艺人竹叶青、筱九娃等,就在灌制唱片之列。两年后,日军侵占山西,蒲剧艺人纷纷渡河前往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一带落脚。兴云学社的事业,因之而搁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指引下,永济县人民政府成立了“永济县虹光蒲剧团”。随之,晋南各县以及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等省也相继开始成立蒲剧团。从这一年起,蒲州梆子称为“蒲剧”渐渐成为社会共识。蒲剧,继而成为中华戏剧一大剧种。永济县虹光蒲剧团,到哪里演出,就红到哪里。因为,群众都知道永济是蒲剧的发源地,永济剧团“蒲腔纯、蒲韵正”。黄河流域流传着一首顺口溜,说:

    金瓜月斧朝天凳,气灯一打亮铮铮。

    忠保国,蝴蝶梦,永济剧团戏真硬。

    八义图,长坂坡,文戏武戏别错过。

    破洪州,红梅阁,武戏文戏别耽搁!

    老百姓就是这样可爱,认死理!

    永济有个名叫城子埒的村庄,是个典型的“乐户”村。说起这个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初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已经在应天府称帝,而当时的山西、关中和西北地区还控制在元朝手中。朱元璋当然知道山西地理位置对于大明王朝的重要性,次年就派遣徐达和常遇春领兵前来攻打。他的战略计划,就是先行打开山西通往关中的道路,既而进军关中直捣西北地区,彻底摧毁元朝残余势力,实现大明王朝江山一统。这时候,担任关陕同知大都督的是康茂才。徐达和常遇春自河南进入山西泽州、潞州后,即命康茂才领兵攻打“关中锁钥”蒲州。蒲州被攻克后,康茂才出于战略部署的通盘考虑,将部曲分营驻扎,以防止元军反扑。同时,在蒲州境内的涑水河中游修建城池,作为号令各营的军事管理所在。这座城,虽然没有州县城池宏伟和坚固,但作为军事布防之用也是经过了一番精心设计。整个城池,土墙围护,大门向南,由子母城构成,只是城墙低矮了些,人在墙外,可以看到城内兵士习武练枪、骑马射箭。也正是这座城池,为徐达和常遇春北上攻打太原起到了稳固后防的作用,使得数十万明军后来在蒲州集结,搭建蒲津浮桥西渡黄河,一举拿下了关中、甘肃、青海等地。

    明朝统一后,虽然实施“高筑墙,广积粮”策略,但此项号令只针对府州县行政机构。作为先前营建在蒲州涑水河中游的这座临时军事布防城池,也就失去功能渐渐湮没于历史之中。后来,因方孝孺而受到株连的一支门生流放蒲州成为“乐户”,就被安置到这座荒城里,并逐渐发展成了村子。那时,村子还没有名字,而居住在这里的乐户都是儒生,他们看到这座城的城墙蜿蜒低矮,就给这里起了个有文化有意义的名字——城子埒(liè,本义为矮墙)。至今,以城子埒村为中心的区域,还保留着数十个用“营”字命名的村庄,诸如黄旗营、常旗营、芦旗营、杜家营、申家营、下马营、疙瘩营、古寺营、金家营、吕家营、文家营、南营、毛营、田营、冯营……成了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城子埒村自明代以来,由于是“乐户”的流放地,加之职业的代代相传,因而整个村庄家家户户都能吹拉弹唱,谈起蒲剧人人都很专业和内行。相对于周边一些村庄,它的民间文化气氛就要浓郁一些。就拿新中国成立之后来说,即便是专业的县级蒲剧团,一般是不会选择到城子埒村演出的。这是因为,城子埒村村民爱戏懂戏,哪个剧团在演出过程中不卖力、不拿劲、不用心,出了瑕疵或差错,他们都看得出来。因而,城子埒村村民看戏看得“硬”是远近周知的。但是,永济县虹光蒲剧团就不一样了。几乎每年,他们最少都要给城子埒村安排两次台口。不仅如此,每到隆冬季节,由于天气特别寒冷,剧团不能赴外演出,他们则会来到城子埒村排练剧目,图的就是城子埒村的村民爱戏懂戏,能给演职人员指出缺点,纠正不足。而每每排练时,村民都会把自家的热炕烧得热热的,让演职人员晚上来住,还会烧火炒黄菜、炒凉粉、熬红薯汤,端来让演职人员吃。那些享受到热情款待的演职人员,坐在热炕头,一边吃着热乎乎的饭菜,一边和主家谝着戏文。无论是永济县虹光蒲剧团演职人员,还是城子埒村村民,当然都喜欢通过这样的形式进行艺术交流。而这样的艺术交流,更主要的是相互之间能够产生艺术碰撞,擦出艺术火花,增进因戏曲艺术而建立的友谊和感情。一定程度上,这应是永济县虹光蒲剧团和城子埒村后来由村民自发成立的乡村蒲剧团,戏演得都很“硬”的重要原因。

    因为缺乏文字记载,一些传统的、优秀的民间文化,往往会被历史所湮没、所忘记。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过去城子埒村的文化究竟有多繁荣,但在当地一带老百姓的津津乐道中,仍然能够捡拾到一些关于它曾经一度辉煌的文化碎片。这,就要提到城子埒村村民自发成立的可以和永济县虹光蒲剧团相媲美的“永黄蒲剧团”了。

    永黄蒲剧团的前身,是城子埒村民自娱自乐的“家戏”团。1947年,永济解放,城子埒村村民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欢天喜地,享受着新时代带来的恩惠和幸福。1948年、1949年冬闲季节,城子埒村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本着丰富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初衷,开始聘请老艺人竹叶青(小旦)、吕元(大净)、樊长关、郭发家教村民学“家戏”。家戏团团长,先后由朱立东、朱林桂担任。由于当时乡村经济处在起步阶段,聘请老艺人的酬金由学员自己承担。而学员自己又没钱,便以三斗麦子代替。除此之外,老艺人每天的伙食皆由学员轮流来管。村民自发自愿闹“家戏”的形式,可以用收获颇丰来形容。到1964年秋季,家戏团能登台演出的蒲剧剧目有《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八百诸侯会孟津》《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反大同》《永圣庵》《吉家山》《破宁国》《聚英烈》等,再加上一些传统折子戏,可说是连唱七天都不重样。这期间,每逢春节,家戏团都要为村民义务演出几场大戏。而每到这个时候,十里八村的群众都会远远前来观看,城子埒村的舞台剧场内处处都挤满了人。

    1964年冬,家戏团经过研究,对剧团进行了演员补充,决定每天晚上集聚在王道治家排练。此时的城子埒村家戏团,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乡村蒲剧团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剧团纷纷恢复了传统剧目演出。沐浴着新的文化气象,城子埒村对原来的家戏团进行了重新整顿。时业务团长为张小兵,行政团长为胡海印,导演为张天保(前为永济县虹光蒲剧团编导)。生角有:张小兵、郭天福、苏自立、王双喜、朱吉生、樊治春、徐新文、朱红玉;净角有:朱建业、朱大仓、朱小仓;旦角有:王凤枝、陈漂亮、张苍荣、郭治平、郭彩莲、赵英莲、顿玉珍、陈千亮、朱蝴蝶、朱金录、郭起魁;丑角为陈千宝。乐队方面,王道治、贾治华担任鼓师,苏自立、王登高执梆锣,郭进才拉板胡,朱吉生、朱红玉拉二胡,赵铁桩、周高社吹笛子,王新春弹三弦,胡登科、陈俊哲料理戏箱,周来俊、孟永福、段文奎、侯成子拉场,朱天仓掌灯光,王新立、王普高跑外交,沈发治为炊事员。如此庞大的演出团队,演职人员全为城子埒村村民。他们满腔热情,只为热爱戏曲艺术。他们尽心尽力,只为敬畏戏曲艺术。他们团结凝聚,只为传承戏曲艺术。这一年,他们加班加点,在原有演出剧目的基础上,又编排了《玉蝉泪》《生死牌》《青龙潭》《李慧娘》等传统本戏和《朱春登席棚舍饭》《闵德仁鞭打芦花》《曹庄杀狗劝妻》等传统折子戏。也就是这一年,经过诚恳申请和县文化局审核验收,他们不仅拿到了“文化服务演出团体”资格证书,而且被县文化局正式命名为“永黄蒲剧团”(城子埒村时属黄营公社,剧团以永济和黄营第一个字命名)。那一刻,所有演职人员和村民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从1979年起,永黄蒲剧团正式开始了赴外演出。每到一处,他们都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精彩的艺术展示赢得群众欢呼和鼓掌。戏装鲜丽夺目,音乐铿锵有力,演员做工细腻,唱腔遏云绕梁,吸引了广大群众的眼球。仅一年时间,就获得了老百姓良好的口碑。大约五年时间,永黄蒲剧团演遍了永济各乡镇以及芮城、平陆、夏县、闻喜、临猗等县,甚至沿黄河流域,不远数百里为陕西韩城、渭南、潼关和河南灵宝群众演出。五年时间里,永黄蒲剧团遵循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在所有剧团仍依靠美工人员画舞台布景的时候,这样一个乡村蒲剧团就先行运用了类似幻灯播放舞台背景画面的光电技术。老百姓看得稀罕,将这个艺术创新直呼为“电打布景”而连连叫好。在掌声和赞誉声中,永黄蒲剧团演职人员没有沾沾自喜和骄傲。他们把演戏作为职业职责,把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作为担当,把艺术奉献精神作为使命。所有演职人员不计较报酬多少,只是一味地任劳任怨和默默付出。他们把剧团微薄的收入,全部交给村党支部。村党支部根据村集体实际情况,合理进行开支,并张榜公布给村民。

    这期间,村党支部利用剧团收入购买了一辆东方红链轨拖拉机,为集体生产劳动解决人力不足问题。之后,又买了一辆50东风汽车,为村民解决日常生活物资运输困难问题。就此,党支部还专门成立了两个集体生产劳动突击队,一个是“机耕队”,一个是“运输队”,其职责和任务就是为村集体服务,为全村村民服务。

    一个纯粹由村民热情和喜爱而自发成立的乡村蒲剧团,在大集体生产生活方式的大背景下,早早就具备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识。在那样一个年代能把自己组建的蒲剧团做成文化产业,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

    而这一切,又真真实实地发生在蒲剧的诞生地,发生在历史上曾为“乐户”的村庄。

    岁月匆匆,物是人非。永黄蒲剧团曾经的演职人员虽然多数已经作古,但他们子孙身上依旧流淌着戏曲艺术的血液。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们无论务农、公干还是经商,闲暇时总会几个人约在一起,打着板鼓,拉着板胡,敲着梆子,吹着笛子,亮亮嗓子,唱几段蒲剧。而每每这样的场面,都会吸引更多的人驻足观看,品咂蒲腔蒲韵带来的精神文化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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